The life of a designer chair

它放在窗边,逆光,木头的纹理被照得很清楚。

这是一把 Wegner 的 Y 椅。纸绳编的座面,扶手与靠背连成一道连续的曲木,从任何角度看都挑不出一条多余的线。Carl Hansen & Søn 从 1949 年起一年年做它,一把要经一百多道工序;座面那段约一百二十米长的纸绳,至今靠师傅手工一圈圈缠成。Hans Wegner 一辈子画了五百多把椅子,这把 CH24 是其中最安静的一件——它的原型,是他在一本旧书里看到的、明代商人端坐其上的圈椅。他把中式扶手那些繁复的转折,一路简化,简到只剩一道弧。一把丹麦椅子里,住着一把中国椅子的影子;对一本在巴黎与上海之间办的刊物来说,很难再找到比它更称手的物件。

它当初被造出来,是冲着"让更多人坐得起"去的。Marcel Breuer 1925 年在德绍买下第一辆自行车,惊讶于钢管车把又轻又韧,回头便用同样的无缝钢管弯出一把扶手椅,后来因康定斯基喜爱而得名 Wassily。他想把椅子从昂贵的手工木作里解放出来。Eames 夫妇留下过一句后来被引滥了的话——做"the best for the most for the least",用最少的钱,给最多的人,最好的东西。Verner Panton 从 1950 年代末就执意要一把一次成型的塑料椅,几经碰壁,直到 Vitra 在 1967 年用玻璃纤维把头一批一百五十张压了出来。这些椅子的理想都写在材料里:钢管、压模胶合板、塑料——轻、便宜、可量产,理应属于很多人。

一百年过去,事情有了个出人意料的转弯。今天一把正品 Y 椅的价钱,足够买齐一屋子坐着舒服的家具;它从一件日常用具,渐渐变成了被珍藏、被陈列的对象。这未必是坏事。做得足够好的东西,本就会让人对它多一分郑重,舍不得磨损——就像有人买回一只手冲壶却很少用,只是喜欢看它立在那里。只是当一把椅子主要用来被看、而不是被坐,它与设计师当年那点心愿之间,确实拉开了一段温柔的距离。

同一把椅子,在巴黎和上海被摆放的方式也不大一样。巴黎的客厅里,它常被安置成祖辈留下的旧物,座面磨得发亮也懒得去修;在上海,它更多是崭新的、被灯光照亮、请到画面正中的主角。两种摆法都谈不上错,不过是两座城市各自表达"讲究"的口音不同——一种偏爱旧的包浆,一种珍惜新的锋芒。

有时我会想,Wegner 若看见今天有人舍不得坐他的椅子,未必会恼。一把椅子能被当成值得留神的东西,本身就是设计的一种胜利。只是他真正得意的,恐怕还是另一件更朴素的事:那道从明代圈椅一路简化下来的曲线,今天你伸手扶上去,依然刚好贴合掌心。